“煤老大”求解“碳中和”

近几年，晋能电力集团一方面推动传统煤电清洁高效转型升级，另一方面不断壮大风、光、水、燃气发电等清洁能源产业体系。从这家集团身上，我们可以一窥山西由传统能源大省向新型综合能源大省转型的路径和进度。

目前，晋能控股电力集团火电在用装机731万千瓦，省内清洁能源发电装机245万千瓦，在建清洁能源发电装机200万千瓦，在山西省清洁能源产业占据排头兵位置。

在推动煤电清洁发展方面，早在2017年底，晋能控股电力集团所属的24台燃煤发电机就全面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烟气排放达到国家超低排放标准。在此基础上，近两年来，该集团又累计实施80余项节能降碳技术。

随着我国以新能源为主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推进实施，新能源装机不断增加，电网调节能力和支撑能力面临诸多挑战，需要煤电发挥保障和灵活调节的功能，以提高新能源的消纳比重。在此背景下，晋能控股电力集团率先实施灵活性改造，提升新能源的消纳能力。从2019年起，该集团先后完成了440万千瓦、14台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机组最小发电能力降至20%左右，为清洁能源腾挪发电空间，有力推动了煤电和新能源的一体化发展。

从山西全省的情况来看，近年来，山西风电、光伏装机持续快速增加。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底，风电光伏装机规模突破4200万千瓦，较2019年底增长近八成。今年1至5月，山西全省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和其他“三余”（余热、余压、余气）利用发电量增幅持续走高，燃煤机组发电量增幅有序放缓，碳排放量得到有效控制，能源综合利用水平稳步提升。其中，全省太阳能发电101.7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1.48%；风能发电255.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6.53%；垃圾发电7.5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9.1%；三余发电49.7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5.09%，均高于同期电量平均增幅。

新旧能源转换：火电仍是压舱石

煤电与新能源发电，一个稳定而不够清洁，一个清洁而不够稳定。采访中，电力行业人士普遍表示，虽然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能源系统是未来方向，但在一段时间内，燃煤火电在保障电力安全、为可再生能源提供调峰灵活度方面依然会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双碳”目标下，我国提出大力推动煤电节能降碳改造、灵活性改造、供热改造“三改联动”。“其中，灵活性改造是将煤电机组的最低负荷率降至20%至30%，就是给新能源腾空间。”晋能控股电力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会成表示，目前新能源发电存在间歇性、不确定性特点。比如，风好、光好的时候，就让新能源来发电，火电就需要把负荷降低。当不刮风、阳光不好的时候，火电就需要把负荷提上去。目前储能技术还没有达到理想水平，所以还需要火电机组进行调峰。

可见，火电对于国家能源安全和电力安全来说依旧是压舱石和稳定器。然而，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后，低负荷运行时意味着能效下降、度电煤耗上升，对于煤电机组来说并不是最经济的。再加上2021年至2022年煤炭价格高位运行，煤电价格倒挂，火电行业普遍处于亏损状态。

“在当前阶段，如何让传统能源和新能源相互支撑、健康发展，保证能源供应的安全，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刘会成说。

2021年，我国推出电煤中长协保供煤政策，保供煤基准价与彼时“煤超疯”的市场价形成了差距，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电力企业的购煤成本压力。同时，金融支持也发挥了重要作用。2022年5月，在前期推出2000亿元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的基础上，人民银行再增加1000亿元额度，其中一大支持领域便是煤电企业电煤保供。

“保供贷的推出进一步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不仅放款速度快，而且利率低。对于流动资金紧张的供电供热企业来说，如果没有钱买煤，将影响民生。保供贷政策实实在在地支持了企业、保障了民生。”刘会成说。

不过，对于火电行业过去两年普遍面临的亏损窘境，并不是只靠保供贷或保供煤就可以解决的。业内人士认为，需推进建立科学合理的电价、煤价形成机制。

低碳转型不等于简单“去煤化”

山西，因煤而兴，不可能抛开煤炭而谈低碳发展。再加上在能源保供要求下，煤炭产量和消费量不降反增。考虑到短期内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难以根本改变，为实现“双碳”目标，推动高碳行业向低碳方向转型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低碳转型不等于简单的“去煤化”。刘会成表示，虽然火电是控碳的重点行业，但是当前火电作为新能源发电的调峰作用和电力体系的压舱石作用仍然不可或缺。然而，火电行业近两年由于成本走高而发生行业性亏损和负债率高企，直接影响了金融机构对其融资支持的积极性。

不容忽视的是，高碳企业低碳转型投入成本大、建设周期长，虽然环境改善效果明显，但面临投资回报不确定的风险。事实上，在新能源领域也不乏环境效益大于经济效益的现象存在。

中国银行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周景彤将这些问题总结为低碳转型领域复杂的“外部性”和“市场失灵”。从企业角度来看，低碳减排行为的环境效益可能得不到经济回报。从产业链角度来看，在产业初期投资新项目，对补齐和提升产业链有积极带动作用，但得不到市场补偿。

碳市场、财政补贴等是矫正“市场失灵”的方法。但目前我国碳市场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覆盖面小、碳价偏低，对于减排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仍不明显。至于补贴方面，在风能、太阳能储量丰富的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财政补贴存在不到位现象。

“应综合发挥碳市场、财税补贴、金融等多种工具作用，形成推动绿色发展的政策合力。”有业内人士表示，低碳转型是面向2060年的长远战略，由于当前碳市场、财政支持等还不能独立推动绿色产业发展，金融应该主动作为，对绿色发展、低碳转型领域加大支持力度。人民银行创设的碳减排支持工具、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已经发挥了引导、激励、撬动作用。此外，低碳转型领域政策性担保、信用增进、风险缓释等配套机制应进一步完善。

转型金融更契合山西“体质”

能否得到足够且成本合理的金融支持，是影响低碳转型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对于山西的高碳行业来说，其很难完全通过绿色金融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采访中，记者深刻感受到，相比绿色金融，转型金融更加契合山西省经济转型特征。

不同于绿色金融聚焦低碳或零碳经济活动，转型金融更聚焦于推动传统碳密集和高环境影响领域的市场主体、经济活动或资产项目向低碳和零碳排放转型，是与高碳产业存量改造相匹配的金融服务。因此，在碳达峰阶段，转型金融的作用更大。

目前，我国现有转型金融产品以债权类融资工具为主，包括转型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低碳转型挂钩债券以及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转型贷款等。山西金融机构在此方面也有所创新，例如，邮储银行山西省分行推出可持续发展挂钩债权融资计划，兴业银行太原分行推出碳排放配额质押贷款，晋商银行、山西银行创新实践排污权抵质押融资、节能服务公司合同能源管理贷款等。不过，整体来看，转型金融尚处于起步阶段。

转型金融要真正发挥支持高碳行业低碳转型的作用、产生减排效益，应对其支持范围有明确的界定标准，将真正具有转型意愿与能力的高碳企业与其他高碳企业区分开来，从而打消金融机构对融资主体“假转型”的担忧。人民银行副行长宣昌能此前表示，制定转型金融标准意义重大，首批拟覆盖煤电、钢铁、建筑建材、农业四个领域。主要考虑是这些行业温室气体排放量比较大，下一步将积极推动转型金融标准尽快出台和落地实施。在地方层面，湖州已推出了《转型金融支持目录》。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借鉴人民银行及湖州标准制定经验，探索建立煤电、煤炭、焦化等针对山西重点行业的转型金融标准，逐步有序拓展转型金融标准的覆盖范围。

碳排放信息的核算和披露是发展和运用转型金融工具的前提，但目前仅有进入全国碳市场的火电企业作为重点排放单位被强制要求进行碳排放信息披露，这与转型金融信息披露要求相去甚远。对此，山西先行先试进行了探索，比如，长治市依托工业企业碳账户，逐步完善涵盖碳排放、碳配额、碳交易、信贷碳排放强度四大类128个指标的企业碳排放监测核算体系，根据核算结果赋予企业不同颜色标志的碳排放标识码，指导金融机构提供差异化信贷支持。截至2022年末，212户企业获得碳排放标识码，金融机构向60户绿码企业发放贷款，利率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利率1.3个百分点。

当前转型活动的融资可得性有待加强，利率优势尚不明显。因而对于转型活动和转型金融来说，财政贴息、风险担保等配套激励机制非常重要。据了解，山西将健全由政府、银行、企业和专业担保机构等多方参与的风险补偿、增信和担保机制，并设计与企业转型绩效相挂钩的财政贴息、奖励补助、税收优惠减免等激励机制，对支持转型企业或项目的金融机构给予鼓励。

“明晰的转型金融标准和严格详尽的环境信息披露要求，将引导投资者、金融机构准确认识‘双碳’目标，摒弃‘一刀切’地否定碳密集产业的观念，激发金融机构加大创新，建立与低碳转型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科学有序推动碳密集行业低碳转型，为转型金融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有关负责人表示。